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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名媛”网红文化野蛮生长 一群“名媛”两个时代
来源:未知    作者:admin    发布时间:2021-11-09 16:51

  “上海名媛群”事件打开了很多人的“新世界”。原来,有一群女孩子居然这么“拼”——用各种“拼单”包装起白富美的名媛形象,以期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或利益交换的最大化。然而,名媛不应是金钱贴上的标签,欺骗换不来线

  前不久,“名媛”朋友圈生成指南浮出水面:早晨,靠在豪车旁来一张“晨跑结束摸摸我家的布加迪威龙”。午后,丽思卡尔顿下午茶,背靠无敌江景一顿咔咔咔,备注:“偶尔的停顿是为了更好地前行”。深夜,落地窗边品着红酒的剪影,配上一句“好好生活,慢慢相遇”。

  事件继而揭露了一场有关网红经济和互联网社交的“骗局”。一群年轻的流量博主,通过“拼单”拍照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出白富美的假象。那些出入高档场所、身着奢侈品牌、享受阳光美食的定格画面,可能都是低成本“拼”出来的幸福。

  网友犀利总结:把自己包装成名媛的,一部分是太要面子,一部分是为钓凯子。出入各种高级场所,邂逅政界精英、金融巨子,以年轻的身体来交换高昂的物质报酬。若是能嫁入豪门,无异于走上人生巅峰。

  这种“走捷径”的模式并不是“上海名媛群”的突发奇想。美国有“Sugar daddy”,日本有“援助交际”,还有香港的“天王嫂训练营”。网红文化野蛮生长,无论是放长线钓大鱼还是短线交易,背后都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链,坑人不吐骨头。

  骗局被揭露之后,不少人曾经对伪白富美的羡慕嫉妒恨就会显得无比愚蠢。依着愿者上钩的心理,很难说清楚到底谁成了真正的笑话。于是,人们用一场盛大的舆论狂欢来遮掩曾经的信以为线小时,塑造独立自主的互联网时代女强人形象”“拼上学,985双一流院校,可拍照打卡,作业数量有保障”……其实这些都可以自己做,但是“名媛”就是要“拼”呀。

  “上海名媛群”有市场其实并不奇怪。生活在上海的女子,大多对“名媛”一词有着很深的执念。

  民国时期的上海,商埠开放、五方杂居,海派文化兼容并包,散发独特的魅力。身处上流社会的名媛,在时代沉浮中命运跌宕。至今流传下来的若干人物轶事,多有传奇色彩。名媛一词,某种程度上成了当时对女性魅力及社会地位的极高肯定。

  所谓“名”,即有名望,有名气。一则是名门望族之后。家底殷实,家族生意遍及全国各地。或祖辈多达官贵人,手握实权重兵。换成今天的话来说,她们是含着“金汤匙”出生的,是“既得利益者”的后代。二则她们往往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。在大多数普通女子还是文盲或半文盲的时候,她们得以入读中学、大学,甚至留学海外,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。

  她们天生丽质又高调亮相,一方面是社交场上男性审美主导使然,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为了家族“巩固联盟”等更深层次的考虑。她们中的很多人,最终仍然成为了旧社会的牺牲品,并没有因为出身高贵而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命运的主导权。

  如今,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,中国女性都拥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权益,而“上海名媛群”所努力的方向,却是一种倒退——用奢侈品包装起女孩年轻的身体,投资、逐利甚至欺骗,“走上人生巅峰”,不过是依附于成功男性。

  所谓“媛”,《说文》有解,美女也。姿态端正,品德美好。宋氏姐妹、林徽因等,皆传承了良好的家风家教,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积累学识涵养,方能立足于乱世变局。但在“上海名媛群”的价值逻辑里,重点追求的显然不是这些东西。

  诚然,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,不违背公序良俗,不践踏法律底线,只要能自洽,其实也没什么。但“上海名媛群”事件所映射的当今时代社会心态和少数人扭曲的价值观值得警惕,或可称为今天部分少男少女的“新拜金主义”——传承并有别于传统拜金主义。

  “新拜金主义”目标更明确,即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直截了当选择成为富豪圈层的依附;手段更多元,会运用新媒体技术对自己进行全方位包装;表达更直接,即从以往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变为“光明正大”幻想一步登天。

  拜金本是社会通病,但今天的拜金加入了技术传播的催化剂之后,变得更加凶猛。人性中的面子与财富欲望在技术催化下,变得更加赤裸裸,一旦揭开“拼团炫富”的遮羞布,真相往往成为一种不堪和反讽:人的现代性在这一刻被解构得体无完肤。

  我们真正应当从“名媛”事件中反思的问题是:人性中虚荣与贪婪的“边界”在哪里?如何能让自己不越界?

  撇却资本家后代的“出身论”,民国末年的上海还有着这样一群名媛:同盟女杰徐宗汉、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高君曼,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,上海女界联合会文秘王会悟……她们本是完全可以依附于他人的,徐宗汉和黄兴是革命夫妻,黄绍兰是章太炎的大弟子,高君曼是陈独秀的爱人,王会悟嫁给了李达。

  “扫尽胡氛安社稷,由来男女要平权。”黄绍兰在上海创办了博文女校,为那些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进步女青年提供庇护所。

  在寻求妇女解放运动的道路上,王会悟遇到了马克思主义,遇到了中国,此后义无反顾投身革命,为中共“一大”的顺利召开保驾护航,在中共创建史上留名。

  她们也是忠贞的妻子和伟大的母亲,高君曼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,营救陈独秀出狱,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。王会悟带着年幼的孩子,随同李达辗转长沙主持大学教务,帮助校对出版《社会学大纲》。

  她们从未想要通过嫁人来实现阶层跨越,从未刻意追求衣着光鲜、妆容靓丽,她们甘愿为民族存亡大义散尽家财、颠沛流离,事成之后或隐姓埋名,或回归学堂教书。

  在贵州、云南等地,我曾和几位支教老师交流。他们说到了一些痛心和无奈的经历:班里有个别长得漂亮的女孩子,受一些社会风气影响,志向栏里会填“嫁给高富帅”;有的早早放弃了读书机会,找门路做“群演”、当“网红”,幻想一夜暴富。

  确实,读书无法带来短期的收益,读书的变现能力似乎越来越弱,“读书无用论”依然在社会上大行其道。但恰恰是这些看不到的东西,慢慢塑造了人的气质,形成了读书人积极正向的价值观,为我们提供了奋斗的动力和基础。

  若有诗书藏在心,岁月从不败美人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秉持高尚的道德情操,为自己而活,活出自己,这才是名媛的真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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